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首席专家

    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农业稳则天下安泰,粮食足则百业昌盛。农业得到稳定发展,就不惧怕一切灾害或其他风险;农业不能稳定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就会因丧失基础性支撑而不能持久。历史上“文景”、“开元”、“康乾”等盛世之后,以及“一战”中国民族工商业短暂“黄金时代”之后,均因为没有处理好农民和土地问题而陡然陷入政治或社会动乱。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农民必须与一定的土地等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繁荣,必须依赖于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民的安居乐业,二者必须保持适当比例或相对平衡。反之,千百万农民游离于土地之外,又无法被固定产业所吸纳,往往会酿成动乱。从理论层面讲,传统社会的乡村危机主要是“生存危机”,现代乡村危机是“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同构的“双重危机”。实行30多年的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存危机”问题,但对解决“发展危机”仍需做很大努力。

　　再来看美、日两国现代化农业的不同发展模式。美国人口3亿,耕地28亿亩,人均耕地9亩多,农民仅占人口总数的1.8%,农场平均面积约为2500亩。因地多人少,农业向大农场集中。美国农场很多是粗放经营,采取“资本替代劳力”的方式,高效率依赖于机械化和规模化。日本农业现代化,走了一条与欧美不同的道路。日本根据人多地少、土地分散、小规模经营等国情,选择了改良品种和改良土壤在先,机械化在后的道路。藉此,日本国内粮食自给率达到40%左右。中国在人口比例、农业资源和农业环境等方面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农业模式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相反,美国的耕地、人口等与我国高下悬殊,美国“大农场”模式,在中国边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难以行得通。

　　从13亿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必须走工业与农业并重的道路,不能一味热衷于过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长期依赖7%以上的经济高增长率来满足12亿以上人口就业需求,是不切实际且潜存风险的。若干年后经济总量增大,倘若GDP降至5%,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失业率很容易升到两位数,势必会给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威胁。鉴于此,通过建立“商品粮专业户”为主的经营模式,稳定3亿左右农民和相应规模的农业生产,应当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新农村的理性选择,是工业与农业均衡发展、维持18亿亩耕地“红线”和90%左右粮食自给率的科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