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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 陈冰 美国丹佛大学商学院 保罗•欧克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评述 战略联盟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对于创业型企业，战略联盟可以帮助企业迅速获取外部资源与合法性（Baum, Calabrese & Silverman, 2000; Hitt, Ireland, Camp & Sexton, 2001; Stuart, Hoang & Hybels, 1999）。关于战略联盟绩效决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合作伙伴的动机与组织特征（Contractor & Lorange, 1988）、技术和行业特征（Williamson, 1991；Harrigan, 1986），以及合作伙伴所在国（Gomes-Casseres, 1989; Steensma, Marino, Weaver & Dickson, 2000）。较少有研究关注企业在创建联盟时所具备的多层面联系会对战略联盟的发展起到怎样的影响，而这一点则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因为联盟首先是一种关系契约（Williamson,1985），是正式的法律条款与人际交流的有机结合（Ring and Van de Ven, 1994）。创业型企业常常由于资源有限而不能够对所有潜在合作对象一一进行筛选或者投资建立多个联盟，而不得不根据已有的私人联系和组织间联系来决定是否与某家企业结盟。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6)证实了这两类关系确实存在于联盟之中，但并未对其影响进行分析。本文旨在探讨私人联系和组织间联系与联盟的类型、联盟控制结构，以及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鉴于本文是探索性研究，文章的结构安排与传统研究不同：笔者并没有先提出假设，而是先根据相关研究建立起总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的搜集和分析。私人与组织间联系对联盟绩效影响的总模型由“两类联系”、“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特征”、“联盟类型”、“联盟的控制结构”以及“联盟绩效”五部分构成。 1、两类联系 总模型以私人联系和组织间联系为起点，它们代表了战略联盟关系网络建立的基础。Doz, Olk & Ring（2000)认为联盟的组建过程分为应急式（emergent process）和控制式（engineered process）两类。前一种方式指处在相同环境、有着同样兴趣、曾经有过联系的企业，进行合作、解决共同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中，联盟产生于已有的联系，不存在一个发起者来监控联盟的发展过程。而在后一种方式中，则有一位倡导者来促使先前没有联系的企业进行对话，从而建立起合作关系。Doz et al.（2000）指出不同的联盟组建过程会对合作伙伴类型的选择、联盟类型、联盟控制结构以及联盟绩效造成不同的结果。本研究用先前联系和当前联系来度量组织间联系，用正式的角色关系和非正式的朋友关系来度量私人联系，分析私人联系和组织间联系与联盟特征之间的关系，探讨它们与总模型的其他阶段之间的联系。 2、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特征 总模型的第二阶段关注企业和合作伙伴各自的特征。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为了能够对联盟的认识达成一致，也为了避免出现可能会影响到联盟绩效的分歧，缔结联盟的企业需要存在一定的共性（Barkema, Shenkar, Vermuelen & Bell, 1997; Lane & Lubatkin, 1998; Steensma & Lyles, 2000）。消除存在于企业文化、战略目标、资源配置、企业规模上的差异，将会为联盟带来更好的绩效。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合作伙伴能够为联盟贡献异质性资源，形成合作双方的资源互补，则会给联盟带来更好的绩效（Burt, 1992；Reuer & Koza, 2000）。此外，相似度低的企业也会因为关注点的不同，从而使得联盟中利益冲突比较少（Gomes-Casseres, 2003）。因此，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似度会对联盟类型、联盟控制结构和联盟绩效产生影响。笔者用合作各方为战略联盟贡献的资源类型以及结盟企业的相似度来度量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特征，探讨这些特征如何影响到联盟的发展。 3、联盟类型 合作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将会影响到建立联盟的初衷：利用异质性资源，或利用同质性资源。Doz and Hamel (1998)提出了两个最根本的合作逻辑：合作专业化（co-specialization）与合作选择化（co-option）。合作专业化指结盟企业将不同的知识和资源整合在一起，反映了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互补型的关系。合作选择化则指企业与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象结成联盟，合作各方有着相似的战略目标。对于创业型企业而言，合作伙伴的规模也十分重要：通过与大企业建立联盟，创业型企业可能会迅速提高外部合法性、获得新资源、进入新市场（Stuart, 2000)；而劣势则可能会在联盟内部产生权利分配不均，更多的联盟决策由大企业单边做出(Hamel, 1991)。本研究使用合作专业化、合作选择化以及合作伙伴的规模来刻画联盟类型，认为联盟类型决定于已有的两类联系以及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特征，对联盟控制结构和联盟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 4、控制结构 总模型的第四阶段是企业和合作伙伴对于联盟的控制，涉及三类方式。第一类指联盟合作活动发生的地点。尽管联盟合作有时会在第三方地点建立新的实体，但主要还是由在结盟各方内部进行的活动构成的。而联盟合作活动在哪一方发生，则表明哪一方拥有较大的控制力(Hamel, 1991)。第二，争端的解决机制，即联盟中发生分歧时如何解决：有的联盟依据合约条款来解决争端，而有的联盟则通过商讨等非正式手段来解决问题。第三，信任，涵盖两个层面的信任：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Zaheer, McEvily & Perrone（1999）指出信任是联盟管理的重要环节，可以有效地提高联盟绩效。本研究探讨这三类控制方式是如何由联系类型、企业和合作伙伴特征，联盟类型决定的，以及它们又是如何影响联盟绩效的。 5、联盟绩效 联盟绩效涵盖两个层面：联盟自身的绩效，联盟给企业带来的绩效。研究者们用联盟的稳定性、维系时间、管理指标、财务指标等来评估绩效，但究竟该使用哪一种方式目前尚没有统一认识（Lavie，2007）。本研究中的绩效特指联盟给企业带来的绩效，即联盟给企业带来的影响(Gray, 2000)。本研究估计人际关系和组织间关系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对联盟的贡献、联盟类型以及争端解决手段，最终影响到联盟绩效。 三、样本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科州创业型企业组建的43个高新技术联盟。企业的选择有三个标准：企业所在的行业是高科技行业；公司员工人数不超过100人，或成立时间不超过两年；企业至少缔结了一个战略联盟。本研究对战略联盟的界定是，合作双方必须做出过共同的决策或运营上的适应性调整。笔者对每家企业的创建者进行了深度访谈，问题涉及公司的整体战略以及对待战略联盟的态度，并最终锁定一个联盟。同时，笔者还从网络及档案材料中收集数据，以补充访谈数据。 本文采用分类法和李克特式量表法根据访谈内容对相关变量进行了衡量，形成创业型企业战略联盟绩效的测度变量集合（表1）。表1列出了模型所使用的变量、变量描述、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以及权重。 本研究利用PLS-Graph version 3.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偏最小二乘法（PLS）是一种结构方程建模程序，常用来发展理论而非检验理论，适用于小样本、多变量的情况（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 Fornell and Bookstein, 1982, Hulland, 1999）。本研究使用迭代法来估计模型：以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私人联系和组织间联系作为模型的起点，加入企业与合作伙伴特征变量的路径，并对模型进行估计，删去其中不显著的路径，再加入联盟类型变量的路径。对控制结构和绩效变量重复上述过程，直至得到整个模型。 四、结论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揭示了私人联系和组织间联系会对创业型企业的战略联盟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私人联系与联盟类型直接相关，且该相关性不受企业和合作伙伴特征的影响。这反映出这两类联系对于小企业的重要性，企业在建立联盟时只考虑有形资源是不够的。另外，个人层面的考虑与组织层面的结构相关（联盟类型），组织间联系与个人层面的结构（个人信任）直接相关。这反映出联盟合作涉及不同层面的相互作用。 本研究对理解创业型企业和战略联盟有着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在成功的联盟合作中，结盟双方从事着相同的活动。这与支持互补型联盟合作能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观点刚好相反（Rothaermel, 2001; Stuart, 2000)。这种差异可能是由样本造成的：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规模非常小的企业，其中许多企业成立的时间也很短，而Rothaermel (2001) 研究的则是大型医药企业，Stuart（2000）关注的是成立时间平均超过18年的半导体企业。规模很小、成立时间很短的企业不具备足够的资源来实现互补型联盟。因此本研究建议，成立时间不长的小规模企业应该做专注做自己最擅长的事，直至获得足够多的冗余资源后再进行互补型的联盟合作。此外，与大企业还是小企业结盟只与培养信任相关。本研究表明创业型企业更易与小企业培养出信任感，从而提升联盟的绩效。这也印证了Gulati & Higgin’s (2003)的结论，即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与大型医药公司建立联盟并不能改善生物技术公司的IP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