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钱学森之问”是指“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李约瑟之迷”是指李约瑟(Joseph Needham )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出: 中国的科学发明层长期领先于欧洲，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也叫“李约瑟难题”。

中华民族并不缺少勤劳、智慧的品质和大量杰出人才的典型案例，但是近现代必须承认“李约瑟之迷”又衔接有“钱学森之问”，深刻反映了中国本土不可忽视的一个挑战性的非同小可的问题：为什么很难有现代科技的一流突破之功和一流领军科技人才的成功脱颖而出？这个情况已经延续了“近现代史”概念下往前追溯的四、五百年。在要把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强起来”新时代，破解“一迷、一问”是科教兴国绕不过去的历史性考验。

“李约瑟之迷”所指的事实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印刷术方面中国人早早掌握，利用链条传送动力装备方面据考证领先欧洲人700年，指南针是中国人首先使用的（100年之后世界其他地方才出现相关的使用信息），还有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包括火药等，但是这个火药在应用方面，中国人主要用来制造烟花爆竹以营造节日气氛和驱赶臆想中的鬼怪。多少年后，在鸦片战争中，却遭遇了“坚船利炮”的英国人发射过来的从未遇到的猛烈炮火而归于惨败。15世纪中期后，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突然止步不前？近几百年，罕见中国本土原创性的科学贡献。

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比如认为中国迟迟没有具备适宜现代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中国人的传统中太讲究实用和保密，很多发现、发明滞留在经验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失传，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选拔的是文科人才，特别是明以后的几百年主要是以八股文选精英，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以及对于经商阶层的蔑视与抑制，大一统帝国的专制等。这些分析认识，对中国现代化中如何展望2049战略目标而成功走出创新型国家之路，是具有启发和现实意义的。

“钱学森之问”是在最近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社会上高度关注的，与“李约瑟之迷”的历史背景和传承因素显然有内在联系。中国的当代特征是改革开放使国家总体而言大踏步跟上时代，在多个方面明显缩小了和世界的差距，这个图景之中，为什么领军人才的培养却几十年来总是不如人意，钱学森在晚年对温家宝说：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和社会界共同破解。

以上两个命题显然有内在的关联，可以从破解钱学森之问、培养高端人才切入。对此有如下几点认识：

“钱学森之问”相关的原因，涉及积因成习、已成路径依赖的以高考过关为最根本目标的应试教育、销磨了学生的好奇心、创新思维潜力与创造力，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把不少大师的胚芽磨灭在入大学之前。

高等教育阶段的氛围是压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与落后的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犬儒主义盛行，使进入高校的学生难以发挥创新潜力而成长为大师。

在科研工作、产学研结合领域，盛行的官本位、行政化、短期行为、繁文缛节等，遏制了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

另外，研究界的门户之见、帮派意识、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等，败坏学风、毁坏人才。这些都是相关因素。

我们的出路何在？准备会议材料的时候，我注意到中央和国务院6月份专门发布了在义务教育领域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文件，7月已经正式见报。在这个文件里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方针，说到怎么样在教育改革中注意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怎样注意要重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让他们能够提高学习能力等等。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作为研究者提建议，我觉得在逻辑上讲应该正面提出要激发在义务教育阶段（从小学延伸到中学，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应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在这个阶段上就要积极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在总体寻找出路、破解“一迷一问”方面，显然我们要把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和充分尊重人才培养规律、科研创新规律，从人本主义、人文关怀破题，从供给侧以力求高水平的教育、科研体制变革，打开中国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突破的潜力空间。

现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进一步积极研讨正确的思路和总结、实施可行的合理措施、方法。

中国高考的现实——高考制度虽遭到亿万人的指责，但又无可奈何。毕竟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现在的高考还可以大体保证社会可接受的公正性。高校扩大招生自主权，在这个方向上需要试点，但很难避免扭曲，如过于激进，甚至可能引发铺天盖地无所不用其极的拉关系、处关系不正之风。所以，高考前的应试教育和这种考试关口在当下，其实还是“最不坏”的公平模式，不宜作为当下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主攻点。扩大招生自主权只能试点，现在还没有一个看得出来社会可接受的方案，当下学不来民国时期各个高校自主出题、自主招生就解决中国这个高教门槛的问题。

从高校入学学生教育开始，一定要大力推进多样化、包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把本科以上的国民教育改革作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一阶主战场。中国现代的教育方面在大学教育中，在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密切结合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确实是我们的短板。一定要把高校的这个阶段怎样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大台阶、一阶主战场。

要说到高校、科研、产学研结合的课题攻关领域，我们需要痛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去官僚化、去行政化，尊重教育规律、科研规律、人才培养规律，革除形式主义、繁文缛节。我们一定要贯彻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使科研领域成为在创新链条上扩展接续、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升级版二阶主战场。从高校、科研机构推进到产学研结合，推进到一线很多重要课题攻关、科研成果应用，都要对接市场，在这方面我觉得要以改革为龙头，尊重科研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和市场激励兼容规律来破局。这是二阶主战场。

在学术界科研领域，我们要弘扬真正的学者风范，引导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创新氛围，鼓励在遵守学术规范前提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崇思想解放、激励创新拼搏。周其仁教授有一篇短文专门讲中国和美国科研创新人才的环境、氛围对比，无非就是美国硅谷这种环境类型，有非常宽松的环境，一群人在那里整天“思想风暴”，整天在那里可以做奇思异想或者胡思乱想——思想自由（就是过去蔡元培先生说的思想自由带出兼容并包），这才是创新的土壤。我们在这方面要注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崇思想解放，激励创新拼搏，容忍个性和失误，以多种方式支持中国本土大师级领军人才的成长和成才、成名、成业。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本文来自贾康在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