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贵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

北京新闻文化研究所所长

京WORK-北京码头智库创始人

2011年6月，政协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若干问题的建议》，提出了积分落户制。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规定，将城市按人口分为4级，执行不同的落户标准。其中，针对500万人的特大城市，《意见》提出，要严控人口规模，建立透明、完善的积分落户制度。2018年北京首批获积分落户者年办理了落户手续，这是外地人落户北京户口有益的探索。

当前，“三农”工作的主要矛盾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制约了对土地、农村和农业生产、生活意愿的“自由”选择。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新型农民人的问题。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乡村文明必然不可持续。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迅猛浪潮，空心村问题日益突出，外出打工的农一代开始返乡养老，多数拒绝回乡的农二代失去务农的能力和兴趣。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城乡协同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关键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新型农民经营主体的确立。乡村文明之农业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重要基因，是历代乡村治理有力的抓手。乡风文化、乡土文化、乡贤文化是乡村振兴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美丽乡村，必须走城乡协同、城乡互动、文明互鉴的新路子。鼓励农民放下锄头进城打工落户，鼓励适合的城里人带上细软上山下乡当农民，要两手抓。因为长期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土地制度固化了人财物的流动，人才流动单向，城市里的人才、资金和技术无法有效进入乡村。

到2020年中国六十岁以上老人达到2.5亿人，广大农村正迎来城市人“有为养老、田园农务”的迅猛时代，尤其是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群和国家级战略经济带聚集区的乡村，可以以点带面先行先试，为“高官、高管和高知”等走出一条“城市人积分落户农村户口”城乡协同人才下乡的人力资源流动新模式。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支点，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平台，尝试首创城市积分落户农村户口深化户籍改革新路子，完全可以大胆在北京先行先试该模式，为上海、广东、深圳特大城市起到先行示范引领，并为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调发展探索一条城乡协同发展户籍改革的新路径。 

中国古代政府官员退休制度对当今颇有借鉴价值。“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官吏遵循的惯例，基本都是安排“告老还故乡”，体现光宗耀祖和衣锦还乡的心愿，也是为了便于回故乡的宗族亲近适应融合效果。“落叶归根”“告老还乡”不仅作为中华文明中官场规矩，而且作为一种华人人生哲学深入人心。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据统计，自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结构中，发现乡村多于城市。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乡绅即为先生”告老制度设计为广大农村提供人才培养的持续循环提供了重要保障。

“告老”一词通常称谓有“致仕”、“致事”、“致政”。《春秋公羊传》上“退而致仕”，“致仕，还禄位于君”。研究表明，该制度始于春秋战国，形成于汉朝，发展于唐朝，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落叶归根根脉文化、《乡约》诚信文化、祠堂约束文化、宗族荣辱文化等乡村文化和文明构成了中华文明永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退出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告老还乡”制度对于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繁荣教育、推动创新有重要的积极价值。 

《礼记·曲礼》说：“大夫七十而致事”。汉、唐、宋、元等朝代实行七十而致仕的规定，但到了明清两朝则规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可见，在中国古代官吏“告老”、“告病”辞去官职，对于“从人才资源流出到人才资源流入”的良性循环，通过“官宦大夫或读书绅士”乡绅文明形式的人力和文化凝聚力，有效带动技术进步、农村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该文化基因亦然成为乡村的灵魂，塑造了一方的风气和文化。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比如现代的“告老”践行者，毛致用、杨善洲和褚时健“还乡”成功的案例就是有力的证明。有报道称，受“根脉文化”影响，恢复高考后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又自发地回到了家乡，关心家乡发展，乡风再起，乡愁渐浓。这是城市人落户农村最强烈的一批人。

中国城市商业文明与乡村文明融合也具备深厚的基础，徽商、晋商发展文化演变就是中国典型的城乡文明融合的案例。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商业文明演替发展经验来看，也遵循了城乡协同以人的双向流动的文化脉络规律。中国目前存世的有规模有文化有品质的古村落，基本都可寻觅出富甲惠乡的商业文明和大夫告老的乡绅文明交融的踪影。胡雪岩、乔致庸等一大批富甲一方的商人，最后把一生的财富基本都回馈于乡里，回馈于滋养他的故土，才让后人看到留下来的“大院”文化、“园林”文化和“宗祠”文化等博大精深中华灿烂伟大的文化。科技下乡，最有效的手段也是让农村与科技人员自愿捆绑在一起。文化下乡，最有效的手段也是让艺术家与乡土自愿捆绑在一起。

城市人积分落户农村户口的初步设想，是户籍制度改革大胆尝试的创新之策，也是彻底突破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中乡村振兴治本之策，更是深化改革重大理论与实践的有益探索。当前，农民落户城镇户口没有政策积极性探索，城里人（面临退休高官、院士、科学家、企业家、教师和医生及年轻人等）想到农村去养老式、投资式、务农式创业却是难上加难。由于土地制度和行政制度存在鸿沟和障碍，如果城镇户口想变为农村户口那是万万不可能。一方面农民不愿意进城落户，一方面城里人又蜂拥想至乡下，如何实现合适城市人群需所需、愿所愿、成所成，设定积分标准，应该是做最好的试点方案，总结经验有待铺开。“告老还乡”或“壮年还乡”，可还“故乡”，也可以选择“他乡”。

可申请积分人群必须是城镇户口中资源丰富型、公益慈善型、爱乡爱土型、技术应用型、资金富集型、农村急需型群体。对农村急需的各类高端人才提出清晰硬性积分指标，如，离退休副部级以上、院士、正高职（研究员、教授）及相关农技领域工程技术人员、主任（教授级）医师、中小学特级教师、有实力的企业家群体等，学位以农业相关的科技领域博士为主。同时，明确限制性、约束性、强制性和量化性权利义务指标，以及年度绩效考核退出性指标。合格者，将获得政府颁发的“农村人绿卡”，与本村农民享有同样宅基地交易、土地承包权和流转经营的权利，正式成为一名真正的“村民”。

在中国历史上，村屯新农民的输入多处在农村土地私有制时代，形态大概分为有组织军队迁移戍边、战争灾荒逃难自主逃荒和大规模行政命令等类型。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农垦军垦生产建设兵团运营模式，用特殊城镇户籍体制来经营国有农场农耕地模式。实践证明，生产建设兵团模式成功的根本是土地和户籍融合制度成功。另一类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模式，失败的原因是户籍到农村而土地制度改革没跟上。可以设想，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农村土地联产承办责任制改革同步进行，这不仅留住知识青年身也留住了心，数百万城里有知识年轻人成为真正的新农人，对于中国基层治理能力提高、乡村文明建设、农业现代化人才优势发挥等，值得总结和反思。 

积分落户农村户口户籍改革新模式，就是要在不做大的土地制度大变动现有模式的前提下，寻求系统解决农村“三农”症结问题。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产业，乡村治理的关键在文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新农人的现代化。开通有效疏导城市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资金资源有序进入农村，让部分城市的合适人群人、财、物、身和心都留在土地上，最终实现城乡之间各类资源自由流动，城乡差别缩到最小，城乡文明交融互鉴相得益彰，一个人选择进城还是出城，就看其个人精神追求、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自愿选择。通过城乡协同乡村振兴之路，最终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是对全人类文明进步之路贡献中国智慧。这，就是中国梦。中国城里人的梦，每个中国人的乡土田园梦。

（本文已刊发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经济要参》2019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