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而中国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在这40年里，农村的面貌、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农村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在6月20日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新华网思客主办的《参事讲堂》上，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杜鹰讲述了他与农村改革的故事。

以下为杜鹰参事的讲述实录：

杜鹰在《参事讲堂》发表演讲。新华网记者 李林摄

农村改革不容易，有时候是争论得脸红脖子粗

改革开放40年，印象最深的事有太多。农村改革不容易，它不是一路顺风，很顺利的一个进程，而是一个曲折的、有时候要爬坡过坎的，甚至有时候是争论得脸红脖子粗，非常坎坷的这样一个进程。

我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到1987年，那个时候内外部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外部环境上，党的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把改革的重心转到城市去。然而推进改革是需要成本的，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也就意味着财政支持的重心转向城市了。

农村内部环境呢？1978年改革之初，粮食产量达到3亿吨。1984年，短短6年时间，粮食产量增长到4亿吨。粮食多了，卖不出去，仓库也放不下。因此，此后的1985年和1986年出现粮食减产。农业从所谓的超常规增长转向常规增长，有点像现在的“新常态”，粮食产量滑坡了。

从包产到户的欢欣鼓舞一下子陷入苦闷

当时粮食的统购已经改成合同订购，实行了没两年已经很难推行下去。用当时老农民的话，现在的合同订购比过去的统购还统购。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涉及到城乡关系，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也涉及到城乡关系。城乡关系整体不改，农村自己单兵突进，突进不了，矛盾一大堆。

当时农民讲，中央一号文件好，但是一号文件管不了二号文件，二号文件都是各个部门的文件，改革突进不了了。人们的思想从包产到户的欢欣鼓舞一下子陷入苦闷、找不到出路。

现场观众聆听演讲。新华网 李林摄

在这个背景下，从1987年开始，中央决定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第一个试验区是安徽阜阳乡镇企业制度试验区。中央派我去阜阳蹲点，和当地的老百姓摸爬滚打，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是怎么运行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

农村改革应该怎么改？那个时候找不到突破口，不知道往哪走。试验区搞起来之后，全国在20个省搞了30个实验区，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合作社建设、税费改革、小城镇的建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营农场改革、农村合作金融建设等等，立了几十个实验主题，上百个试验项目，一大批干部被派到农村去。

从1987年开始，我在安徽阜阳试验区干到1998年才离开，一直干了11、12年。阜阳试验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顶层设计和基层的探索相结合。这样加快了信息的反馈速度。

“我们要给农业搬一块砖头放在它脚下，它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1992年，中央明确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市场经济体制，当时我问杜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杜润生），“我们农村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杜老给我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农业领域也要进入市场机制，但是要和非农产业和工业不同。因为工业是个高个子，农业是个矮个子，农业要进入市场，我们要给农业搬一块砖头放在它脚下，它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杜鹰讲述改革故事。新华网 李林摄

上面这个比喻形象说明了农业在国家的保护政策的支持下，和其他产业一样，也要进入市场，也要利用市场机制。慢慢地这条路就走出来了。

到了2010年，中央又重新对实验区工作进行了部署。据我所知，农业农村部在全国29个省、市和自治区建立了57个实验区，我看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好办法。我们不搞休克疗法，是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走。把成功的上升为政策，再用来指导实践，实践的结果又返回来进一步修订政策，中国的农村改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农村改革40周年，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我觉得这样一种改革探索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来源:新华网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