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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吴市中心小学 张燮昌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重视社会管理，且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为什么还会出现下面这些触目惊心的现象呢？一些青少年理想信念模糊，人生价值观念扭曲，极少数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少数人为牟取经济上的私利干缺德事，“苏丹红”、“毒奶粉”、“地沟油”、矿难等事件频频发生。惩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党和政府出台了不少制度、政策，法律、法规，三令五申，严惩腐败。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严惩了旧的腐败，新的腐败却又不断变换手法，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产生，甚至在同一个地区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治理腐败等社会管理陷入既成果辉煌又形势严峻的两难困境。再看国外，全球人类更是陷入了国际紧张局势此伏彼起，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困境之中。 围绕这些问题，笔者经过十多年的阅读思考、观察研究，发现这种现象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西方“人性唯自私”思潮的泛滥，混淆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颠倒了教育引导的方向，是教育领域最大的污染源，阻碍着人类的文明进步。 20世纪70 年代，随着生物学界对基因的研究，西方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其核心观点是个体绝不是时时处处都在为其所在的群体与家庭尽心尽力，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关心如何使它们的基因受益，因为它们的祖先无一例外都是如此。由于当时群体选择理论在学术界受到批判，达尔文的“利他难题”没有解决，“人性唯自私”论点在学术界一度占据了上风，成为一股思潮。 受这股思潮的影响，我国有位系统哲学家这样断言：“最深刻最稳定的人性就是利己性。”“在最深的层次上，人性既不美丽，也不崇高，更不善良，但没办法，这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我们不应当再把美好社会的实现建立在对人的利己本性的改良和根除上，因为那是永远做不到的。”另一位哲学家也这样论述：“人性的自私与生物基因的自私一脉相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引入并获得巨大成功，人们普遍相信“经济人”假设，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假设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要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本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为社会创造财富，使国家富起来。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所以，人的自私性不但无害，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受这股思潮的影响，不少人认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提法都是违背“人性”、违背“客观规律”的“空洞说教”，其结果只能迫使人们成为说假话的“伪君子”；对学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是“早已过时了的陈旧观念”；相反，追求私利，追求享受，才是“说真话”。 甚至一些党的理论工作者也提出：人的“共同点就是‘人性趋利’”，“人的趋利性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虽然根除腐败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却又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无法达到的目标。”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大意是：一个人丢了斧子，怀疑是邻居偷的，他看这个邻居，走路像是偷斧子的，说话也像是偷斧子的。后来他找到了斧子，再看这个邻居，走路说话都不像是偷斧子的了。人就是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头脑里形成了某种想法，观察周围的事物，似乎都能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甚至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现象心理学上叫做“同化”或“皮格马利翁效应”，医学上叫做“安慰剂效应”，与物理学中的“同频共振”十分相似。由西方传入的“人性唯自私”的论调广泛流传，一方面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着误导，使某些人形成了思维定势，深信人是自私的，想想所有的人都在谋私利，自己不谋私利岂不吃亏？于是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贪污盗窃，还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符合 “宇宙普遍规律”的。 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所以会腐败变质，除了缺乏党性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深信人是自私的，人生价值观严重扭曲，连“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良心也没有！一个没有入党的普通民众，只要他有“做人”的信念，即使没有人监督他，他也不会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可见“做人”的教育是多么重要！但“人性唯自私”论者却认为：人本性是自私的，立德树人教育、提倡无私奉献等都没有用，只有强大的法律才能阻止犯罪行为。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就是建立在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宣扬的人性理论之上：“人是自私的，管理人的唯一方法是建立政府严格控制。”这使我想起了大禹治水的故事。 大禹的父亲鲧只知道造堤筑坝，堵截洪水，结果洪水冲塌堤坝，水灾更凶；后来大禹用疏通河道，引水入海的办法才战胜了洪水。 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管理。管理人，主要靠教育引导，还是靠严惩阻堵？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在刚担任小学教师时，由于缺乏教学经验，学生出现打架、骂人等不良现象时，常采用严厉批评的方法，放学时三令五申，不准做坏事！但往往第二天又有学生来告诉我，某个学生又做了坏事，不是这个学生，就是那个学生，不是这种坏事，就是那种坏事，还常常变换花样，干出我没有想到的坏事来，使我整天忙得坐立不安，疲于应付。后来我改变了方法，教育学生辨别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引导学生开展有意义的活动，学生活动的方向正确了，整个班级的风气正了，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水是液体，受地球引力的作用，必然要从高处向低处流，且无孔不入。鲧治水只堵不导，洪水没有正确的流向，只会冲向堤坝，越积越多，再高的堤坝也会被冲塌；小学生爱活动，我只堵不导，学生不会辨别方向，不做这件事，便做那件事，我再忙也没法堵。只堵不导，对没有生命、没有意识的洪水尚且堵不住；对幼稚天真、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尚且堵不住，可想而知，对灵活能干、社会经验丰富、遇事随机应变的成年人，能堵得住吗？“人性唯自私”论者的做法比鲧还要差很多，因为他们一方面用“人性唯自私”的观点怂恿人们一心为私利着想，使人们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中，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不断制造新的“洪水”，另一方面却企图用法律来挡住“洪水”，这种做法当然比鲧失败得更厉害！ 邓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老老实实做人，既是一种高尚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严谨的道德实践，要从平凡小事做起，在点点滴滴中体现。” 社会管理、根治腐败，首先要重视教育疏导，摒弃“人性唯自私”的观点，强化立德树人教育，提倡“要成为好党员，必须先做堂堂正正的人”。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制度规范和法律惩处的力度，导堵结合，才能阻止“人性”向“兽性”退化的现象发生。 2010年8月，马丁•诺瓦克与威尔逊在《自然》杂志联合发表了《真社会性的进化》一文，向《自私的基因》一书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直接提出了挑战。2011年4月，以道金斯为代表的全球近百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137位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和遗传学家，接连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五封措辞强硬的公开信，展开了科学大论战。诺瓦克沉着应对，坚持用科学证据捍卫真理，并发表了名著《超级合作者》，创立了第三进化原则，解决了达尔文的“利他难题”，被称为“新时代的达尔文”。与此同时，尤查•本科勒发表了《企鹅与怪兽》，北京大学教授胡泳在推荐序中指出：“企鹅代表着人类内在的无私本性”。“本科勒一开始就以进化生物学挑战了理查德•道金斯的名作《自私的基因》，以及自然选择只发生在个体层面而非集体层面的说法。”浙江大学教授叶航在推荐序中指出：“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无私的行为，这就是人性中‘善’的来源。人类不可能只是霍布斯丛林中只知道撕咬的野兽，他们也可以成为善待他人的天使。这就是本科勒试图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的真理：善，使人类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善于合作的物种，从而创造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并成为宇宙中的奇葩。” 可见当前学术界的潮流已转到了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到了彻底摒弃“人性唯自私”论，解决人们争论了数千年的人性问题的时候了。由于人性的复杂性、多变性、多样性，不可能仅靠设计一两个简单的实验来研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综合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才有可能认清人性的本质和进化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十分重视立德树人的作用，把人的同情心、感恩心、是非观、荣辱观等称为“良心”，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合作和谐。具有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文化基因”。且不信神仙、菩萨，不属宗教。“五四”以来对儒学进行了批判，人们相信科学。“人性唯自私”论是以基因研究的“最新科学理论”的面目出现的，很容易使中国人相信，而西方有宗教信仰的人就很难相信，所以中国受“人性唯自私”论的影响最大，中国是摒弃“人性唯自私”论、坚持立德树人基础条件最好又是最迫切需要的国家。正如诺瓦克在《超级合作》中文版序言所说：“中国人民比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更能深刻地领会合作所带来的好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的《学会生存》中指出：“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正在努力使教育成为一个把个人重新统一于社会并求得社会解放的工具。”如果不摒弃“人性唯自私”论，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学会生存必须首先学会做人！ 旅美学者王治河、樊美筠发出了“第二次启蒙”的召唤，指出：“从现代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动机’的假定出发，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其实利益被最大化的只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而其代价却是全社会的共同福祉和生态环境受到伤害。”第一次启蒙在哲学上体现在“一是道德责任感的缺席，二是对竞争的过分推重，三是个人主义色彩过浓，四是它的还原主义色彩。”“第二次启蒙的希望在中国。因为中国具有实现第二次启蒙深厚的政治和文化基础。”人类确实需要第二次启蒙！17、18世纪的第一次启蒙是在人类进入童年期的科学知识启蒙教育，倡导分析还原的科学理念，重视个体的自由民主，使人类从神权和王权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发源地在习惯分析思维的西方欧洲，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对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当前，人类已进入青年期，出现了成长中的烦恼，如不及时教育，很可能走上不归路，迫切需要弘扬人文精神的成人教育，倡导科学理念与系统辩证的哲学思想密切融合，重视整体的和谐合作，使人类从“人性唯自私”的歧途中清醒过来，回到促进人和人类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正道上来，发源地在具有整体思维、辩证思维“文化基因”的东方中国。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摒弃“人性唯自私”论，就无法做到诚信、友善，更谈不上爱国、敬业了。所以要“发挥管理创新作用，助力全面深化改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团结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彻底摒弃“人性唯自私”论。 “经济人”假设是从国外引入的理论假设。这种学说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道德学教授。他在写《国富论》的十多年前已经写了《道德情操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已对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道德情感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揭示的人性是利他的。十多年后写的《国富论》重点论述劳动分工、商品交换、市场调节的理论。他在“论限制能在本国生产的外国货物的进口”这一章里，为了反对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证明“每一个人资本应投入何种劳动，何种劳动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他根据自己的当地情况，可以比政治家或立法家作出更好的判断”，政府不宜过多干涉。至于人应有的道德，《国富论》中用不着再重复论述。专家们误认为斯密《国富论》中说人性是利己的，称为“经济人”假设；把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揭示的人性是利他的，称为“道德人”假设。 认为两者相悖，称为“斯密悖论”。实际上《道德情操论》为以后的《国富论》奠定了心理基础，应当把《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真正理解斯密的理论。所谓“经济人”假设、“道德人”假设、“斯密悖论”完全是因为专家们忽视了《国富论》的前提条件，误解了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用意而造成的错误看法。也是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各自囿于个人专业而造成的学科门户之见。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毒奶粉、地沟油、矿难、环境污染等事故中不难看出，恰恰相反，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利己不损人、利己亦利人这一道德底线之上。 基因自私说是生物学家的科普著作引起的。这些科普著作在批判神创论、普及达尔文进化论和基因理论等科学知识方面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欧、北美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有着进步意义。但由于这些学说仅从生物学的角度论述了人与动物的相似性，且对生物进化的机制存在片面认识，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人性，抹杀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冲击很大，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详细论述人性的起源、人性的形成、人性的发展，辨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性进化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利己与利他的辩证关系，才能摧毁旧制度的错误思想基础，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的人性理论。 一、人性的起源——社会性动物的本能 生物学家为了批驳“神创论”，用拟人化的写法介绍基因理论，普及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件好事。但能不能证明人的本性就只有“自私”这一点，且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呢？ 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这本书中的主要论点都是建立在完全否定“群体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再强调人的进化与道德无关，进而证明基因的自私性决定了人的自私性。他在第一章中就批驳了“群体选择”理论：“即使在利他主义者的群体中，几乎可以肯定也有少数持不同意见者拒绝作出任何牺牲。假如有一个自私的叛逆者准备利用其他成员的利他主义，按照定义，他比其他成员更可能生存下来并繁殖后代。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性的倾向。这样的自然选择经过几代之后，利他性的群体将会被自私的个体所淹没，就不能同自私性的群体分辨开来了。” 然而，达尔文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论述了道德在“群体选择”中的作用：“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个高标准的道德，……对整个部落来说，如果部落中天赋良好的成员有所增加，而道德标准有所提高，却肯定地是一个莫大的好处，有利于它在竞争之中胜过另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如果拥有许多的成员，由于富有高度的爱护本族类的精神、忠诚、服从、勇敢与同情心等品质，而几乎总是能随时随地进行互助，且又能为大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样一个部落会在绝大多数的部落之中取得胜利，而这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选择了。在整个世界上，在所有的时代里，一些部落总是在取代另一些部落。而道德既然是前者所有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道德的标准，就会到处都倾向于提高，而品质良好的人的数量也会到处倾向于增加了。”“使一些社会德操的发展的另一个而更为强大得多的刺激是由我们同辈对我们的毁誉所提供的。我们习惯于向旁人表示赞许或提出责备，而同时也喜爱旁人对我们的赞许而畏惧旁人对我们的责备。” 试问：在一个“几乎总是能随时随地进行互助，又且能为大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群体中，自私的叛逆者能靠繁殖后代淹没其他成员吗？如果真有这样的群体，岂不早就被别的群体淘汰了？可以肯定：在群体中，同辈的毁誉使有道德的人数增加，比道金斯所说“繁殖后代”增加“自私的个体”不知要快多少倍！ 所以道金斯批驳“群体选择”理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书中的主要论点也无法成立。（笔者将另文对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逐条提出修改建议。） 马丁•诺瓦克在《超级合作》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基因其实并不是那么自私”。提出了合作是继突变、选择之后的第三个进化原则，提出了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亲缘选择五种合作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群体选择，指出生命起源于合作，人是超级合作者。用大量科学证据驳斥了道金斯的谬论。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的第三、第四两章《人类和低等动物在心理能力方面的比较》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人类的心理能力，如：各种情绪、同情心、好奇心、模仿、注意、记忆、想象、推理、使用工具、抽象、自我意识、语言、审美等，在某些社会性动物身上都能找到类似的迹象，证明人的心理能力都是由社会性动物的本能进化成的。“人和高等动物在心理上的差别虽大，这种差别肯定是个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在第二十一章《全书总述与结论》中指出：“道德感这样东西有着若干不同的来源，首先来自动物界中维持得已经很久而到处都有的种种社会性本能的自然本性，第二来自人对他的同类所表示的赞许或不赞许能有所领会，第三来自他的心理才能的高度活动能力。” 可见人性的起源是社会性动物的乐群、母爱、护幼、同情心、互助等本能。人的本性应当包括社会性动物的所有本能，即使从人性的过去或起点看，人的本性也不能仅用“自私”两字来概括，因为人刚出生时，好奇心、模仿、注意、记忆、想象、推理等本能已经为接受教育、继续进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孟子的“性善论”就是指人的本性是向善的，且在人的天性中已有同情心、护幼、乐群等善的成分。 人的本性就是“教育原点”，教育要充分利用人性中好奇、模仿、注意、记忆、想象、推理、自主、自尊等特性，从这些原点出发，传递人类社会文化信息，从小培养儿童热爱劳动、勤俭节约、关爱他人、为他人着想等优良习惯，坚持立德树人，使人性继续进化。因为人的知识、能力好比汽车的发动机，决定行进的速度；道德则好比方向盘，是决定方向的。如果道德不好，方向错了，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对社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对社会的损害会越大。所以立德树人是教育的首要任务。 二、人性的形成——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动物学家为了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批驳“神创论”，用大量事实证明了人与动物的相似性，似乎论据十分充足。但能不能就此说人与动物没有区别呢？这可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看。 1、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用系统进化的观点看，所有低于人类的开放系统，要存在和向上进化，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吸收有用的，排出无用的。动物和人都是这样的开放系统，动物和人要存在（维持生命），都必须饮食、呼吸和排泄，“损害环境以利自己”。“人性唯自私”论者就是利用这一点证明人是自私的，与动物没有区别。但他们没有看到：虽然人与黑猩猩基因组的相似度高达99%，但就是这不到1%的基因差异，决定了人与黑猩猩的天壤之别。“2008年，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研究表明，相对于非人灵长类动物基因组中的对应区域，HAR2上有数个碱基发生突变。正是这些突变，让HAR2能在胎儿发育期激活孩子腕部和拇指中的基因，让手更加灵活，便于制造和使用复杂工具。”人由于劳动，形成了适应直立姿势的躯干、灵巧的手。人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劳动，不但可以弥补损害的环境，还可以优化环境。如种植绿色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增加氧气；把排泄物变成肥料 ，生产出人们需要的粮食、蔬菜 、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使人类所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丰富 。这就使人这种开放系统与动物等以前的开放系统相比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所以劳动是人与动物最基本的本质区别。没有劳动，类人猿的前肢不可能进化成灵活的双手，不可能形成人类。 2、“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科学家们已经发现，ASPM基因使人脑体积增大了3倍多，HAR1在脑部具有活性，使人类大脑皮层的表面积特别大，FOXP2基因使嘴巴形成正确发音嘴形，让人能正常会话。 “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类人猿本来是社会性动物，在成为社会性动物时已经进化出了共同协作的本能习惯、相互传递简单信息的能力和记忆、思维的萌芽。类人猿在围猎其他动物等社会性劳动中为了相互配合，获得成功，在不断地相互交流信息、共同协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语言、记忆、思维、想象、意识。意识到共同协作的好处便是人类最初的道德良知；由于是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的，且依靠这种意识使个人凝聚成社会。所以，道德是动物进化为人的过程中由本能逐步发展成的良好习惯与良知，是人类社会的共识与凝聚力。 有了道德良知，人类才与动物世界彻底分道扬镳了。正如达尔文指出的：“人在天地间的一切物体之中是唯一配得上称为有道德性的生物这样一个事实就构成他和低于他的各种动物之间的一切区别之中的最大的区别。”所以道德良知是人与动物最关键的本质区别。没有道德良知，没有共同协作，就不可能形成语言、意识，类人猿不可能进化成人。 由于人类的认识水平是随着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所以人类的是非标准和与之紧密相联的荣辱观、道德标准等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道德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3、“由于手、说话器官和脑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发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动作，提出并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和航海。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类人猿在进化到人的漫长过程中，通过社会性劳动逐步形成了意识，不但产生了道德，而且能运用语言把前人在劳动等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劳动知识、道德等传授给下一代，这就产生了教育；还能通过思维、想象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进劳动技能、思想文化，进而改变社会制度，这就产生了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创新、思想文化创新、社会制度创新（包括革命和改革），这就使人类进化的机制和速度与动物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动物进化靠的是基因的遗传突变、自然选择，合作形成，其速度十分缓慢，是以百万年计算的。 人的生物进化虽然也与动物一样缓慢地进行着，但由于人的意识产生了教育与创新，人们通过教育获得了前人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思维想象作出改进，再回到实践中经过检验，就能取得创新成果，这就是社会文化进化，其速度是以年、月、日计算的，是生物进化的数百万倍，所以人的生物进化与社会文化进化相比微不足道，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人通过教育与创新实现社会文化进化是人与动物的最大的本质区别。没有教育创新，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样子。正如著名科学家周光召院士指出的：“人的进化主要不通过基因突变来实现，而是通过教育和锻炼、学习和创新，充分发挥已有基因的潜能，特别是大脑的潜能来实现；通过发展自身的思想、智慧和精神生活，不断增加人类知识的宝库来实现；通过社会的变迁、革命和进化来实现。正是由于这样，人类的进步才一日千里，人类的前途极为光明。”教育和创新既是人与动物在进化方面的本质区别，也是促进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 劳动、良知、创新是人与动物的三大本质区别，劳动和良知是做人之本，创新是做人的最高目标，是直接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达尔文和近几年有的动物学家发现某些动物也能制造一些极简单的工具，或用某些音节传递信息，甚至有意识、道德、创造等迹象，但由于其量变远远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只能说是萌芽或起源，能证明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不可能证明人与动物没有本质区别。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着的。由于人会思维、有意识，人性的发展变化尤其快，不但使社会文化进化的速度比生物进化提高了数百万倍，也使人性退化的速度提高了数百万倍：人要为国家、社会的进步作出奉献，需要步步努力，艰辛攀登；而倒退则不需任何努力，仅一念之差，顷刻崩塌。有些官员为人民做过好事，但由于意志不坚定，稍一疏忽，便陷入了腐败泥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道理。人受到“人性唯自私”论的误导，一旦形成思维定势，就很难改变。这也是古代荀子、现代“人性唯自私”论者误把人性退化后的表现——恶、自私当作人的本性的主要原因。 所以道德是人自由全面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但要懂得立德树人的必然性、重要性、及时性，而且要牢记立德树人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这不仅是每一个家长、教师、党政干部等思想教育工作者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而且应当成为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常识。 三、人性的发展——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 人性是固定不变的吗？从动物进化到人以后，进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人性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而不断进化，进化的机制中，协同与竞争或称为合作与斗争、利己与利他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德国学者赫尔曼•哈肯研究了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等开放系统进化的现象，创立了协同学，揭示了开放系统有序进化的规律。 我国学者陶同研究了整个宇宙进化的规律，强调“没有协同就没有系统，没有协同就没有进化。”“竞争必须纳入促进大系统协同和进化的轨道和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闵家胤研究员指出：“协同形成结构，竞争促进发展。”“合作是物质进化、生命进化和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机制，甚至可以说是主导机制。”“没有合作就没有世界的存在，更没有进化。”“斗争也是进化过程中的必要的机制和环节，但绝不是绝对的、贯穿始终的、唯一的机制和环节；否则就会造成一个同进化的方向相反的瓦解和倒退的过程。” 美国学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两次分别邀请了14名、62名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计算机程序竞赛，结果都是一种简单的“一报还一报”诱导对方合作的程序获胜。他总结道：“‘一报还一报’的稳定成功的原因是它综合了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和清晰性。它的善良性防止它陷入不必要的麻烦，它的报复性使对方试着背叛一次后就不敢再背叛，它的宽容性有助于重新恢复合作，它的清晰性使它容易被对方理解，从而引出长期的合作。” 马丁•诺瓦克指出：“纵观整个世界的历史，无论是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生物的进化，还是从蚁冢、村庄到城市的发展，合作始终是创造性的源泉。没有了合作，进化中的建设性和复杂性也将不复存在。”“我们当前遇到的许多问题和挑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深刻的问题，即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要想保持繁荣发展的势头，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从现在开始，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管理。”“今天的世界，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超级合作者。” 所以，合作是一切开放系统进化的内因，竞争是开放系统进化的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开放系统在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同时，通过竞争选择、合作建构，获取新的信息，和谐发展，形成新的结构和功能，不断由较低层次的系统进化成较高层次的系统。系统的自利性与利他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系统要形成，必须有自利性；系统要与其他系统共存并进化成较高层次的系统，必须有利他性；较低层次系统的自利性不断地被较高层次系统的自利性包容或取代。这才是宇宙进化的普遍规律。为了促进较高层次的系统的有序进化，较低层次的子系统之间必须在有利于较高层次系统进化的前提下公平竞争、双向选择、合作建构、和谐发展。 从个体成长的过程看，个体随着知识的增长、活动能力和思想觉悟的逐步提高，其利他与合作的客体由家庭向社会群体、国家、全球逐步拓展，人性发展的方向是家庭美德（最小的集体主义）→社会公德（较大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交通、信息处于原始状态，人类的活动范围局限在族群（原始部落）以内，族群之间不但没有往来，而且常常发生争斗、厮杀，族群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那时的道德最高准则是维护族群的利益，即原始的集体主义。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力有所提高，交通、信息有所发展，若干个族群联合起来组成了国家，国家之间不但很少往来，还常常发生战争，国家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那时的道德最高准则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即爱国主义。 当今的世界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交通、信息高度发达，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时代，也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全世界人民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愤然觉醒，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首次确立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国际基本道德准则和法律基础，并在联合国章程中进一步确认。国与国之间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利益都与全球共同利益息息相关，世界各国应当以谋求全球共同利益为道德准则，即国际主义。 谋求全球人类的共同利益，对全人类及全球生态环境而言，是一种自利行为；但对于每一个个人、群体、国家而言，却是高尚的利他行为。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使全人类世世代代幸福，就是谋求全球共同利益。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符合宇宙进化的普遍规律的。人性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交通运输信息传播能力的提高、活动范围和生命共同体的扩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由利己不断向利他进化的，利己与利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要承认人的利己性，尽可能满足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又必须同时强调，个人的利己性只有融入群体、国家、全球的利己性中，才是正道，才能真正实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伟大的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才是“作为真正符合人这个词的含义的人”。 无论从个体成长的过程看，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人性的进化，也就是道德发展的方向必然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当然，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有跳跃式发展的（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有国际主义精神），也有曲折和倒退的（如法西斯侵略者、腐败官员等违法犯罪分子），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短时的、个别的、局部的曲折与倒退，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焦裕禄、邓稼先、白求恩、黄继光、杨业功、罗阳等无数英雄为人民、为国家、为全人类的和平而忘我工作、勇于献身的利他、合作行为绝不是违反人性、违反“宇宙普遍规律”的反常行为，而是符合宇宙进化和人性发展规律的高尚行为，且达到了人性发展的最高境界。 但“人性唯自私”论者，只看到基因和开放系统的自利性，把人只看作基因，看不到基因已进化为人，人已进化为更大的开放系统的子系统，把数十亿年前原核生物的特性当作人性，正好颠倒了宇宙进化的普遍规律，颠倒了教育的方向，颠倒了荣辱关系。这种颠倒也是当今世界上霸权主义、军国主义、恐怖主义阴魂不散，国际紧张局势此伏彼起，经济危机、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的根源。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为了全球人类的共同利益，必须彻底摒弃“人性唯自私”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70多亿人共同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发展。”“我真诚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努力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建设成为共同的美好家园。”“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于持久。” 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我们党倡导的为谋求全球共同利益的新时代的国际道德准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群体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完全符合自然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的，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欢迎，必将引领全世界人民彻底摒弃“人性唯自私”的思维定势，与霸权主义、军国主义、恐怖主义等各种破坏和谐、妨碍合作的行为作斗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建成和谐世界。 |
